关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三点看法
王志乐所长在5月20日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的发言
疫情确实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大家比较关注外贸、外资，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全球产业链的变化。最近我联系了十三四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部高管，都是一些产业链领头的企业，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的企业，了解他们的现状和想法，再结合我平常的研究，集中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个问题上谈一点看法。
第一，新冠疫情和全球产业链重构
5月14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新冠疫情和经济发展的时候，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产业链的问题。根据央视的报道，会议指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而且提出要把产业链现代化。全球产业链是由跨国公司构建和引领的，现代的外贸很大成分是全球产业链内部贸易，全球产业链把外资、外贸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我从90年代一直跟踪研究跨国公司，我觉得全球产业链的出现大约是在1992年以后，当时“冷战”结束，出现了全球市场。原来的跨国公司转型为全球型的公司。这些公司就把原来在国内的产业链、价值链，或者是若干个国家的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构建了全球的价值链。我一般是从企业层面讲全球价值链，但是若干个价值链，特别是同产业价值链在一起合作竞争的时候，他们会形成全球产业链。对于价值链和产业链概念我是这么区分的。
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以后，跨国公司走向世界构建全球价值链的时候，主要遵循的是市场经济规律。他们实际上是按照市场竞争的机制，主要寻求的是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规模效应和成本优势、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势、投入产出和效益优势。这些企业在构建全球价值链的时候依据的是经济规律、竞争机制。
如果全球市场经济只是讲竞争，只是讲企业追求他的目标，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所以，在2000年前后，联合国全球契约这么一个组织建立了，要求加入这个机构所有的跨国公司要承诺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反腐败。早期是这些企业自己愿意承担这种社会责任。这个时候，仅仅是企业自己愿意承担责任，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管。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美国执法机构空前严厉地处罚，罚了16亿美元，监管4年。这个案子是一个里程碑，此后，国际组织和不少国家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促成大量的跨国公司合规经营。人们发现构建全球价值链仅仅引进竞争机制或者是仅仅追求经济效益是不行的，还须有市场规则，竞争规则必须遵守。所以，你得讲市场规则，不能光讲市场规律。
中美贸易战一个重要内容是美国方面认为中国企业不遵守规则，要拿这个规则来约束中国企业。当时抓住了中兴。现在在美国的黑名单上有200多家中国企业，有的被指控违反出口管制规则，有的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有的参与洗钱等等。美国执法机构还抓了一批盗窃知识产权的公司或个人。其实讲的都是规则问题。中国大约比美国晚了10年，国际上是2008年西门子案为标志开始强化合规监管的。
那么，什么是合规呢？合规主要是企业被要求履行合规义务。合规义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遵守合规的要求，这个要求主要来自外部的法规、外部的监管规定。另外一个方面是要兑现企业自己的合规承诺。就像刚才讲的联合国的全球契约。企业违反了合规监管要求或者违反了自己的合规承诺，就会被处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会对企业所在的全球产业链造成一定的震撼。这是讲规则阶段。
这次疫情到来后，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价值链或者产业链的规范不光是讲这些规则了，他把价值观、把国家安全这样一些地缘政治因素引进来。比如他最近要处罚中国电信等四家电信企业。中国电信在2007年就拿到了在美国的营业执照，现在被要求退出美国经营。什么理由？国家安全。甚至于把价值观也引进来，美国司法部高官说这样敏感的产业只能是美国和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合作开展。所以，讲安全以后，就对企业按经济规律构建产业链带来了非常大的干预。
我总结全球产业链构建过程中有三讲。最早这些全球型企业进入中国投资建厂，后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都是融入或者构建全球价值链，都是按经济规律去做的。但是只讲经济规律确实不够，还需要有全球市场规则，否则全球企业就会演变为野蛮的丛林规则的竞争。全球规则2000年开始出现，2008年是个转折点。从那以来，全球企业实际上已经很重视规则和讲合规了。但是中国企业晚了10年左右，到2018年才全面开始重视。当我们开始重视合规的时候，疫情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强调国家安全问题了。实际上中美贸易战中已经把安全引进来了。
从时间上看讲规律、讲规则和讲安全好像有先后顺序，但是目前来看这三个方面成为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同时带来影响的三个因素。经济规律、市场规则、政府的政治干预，实际上一起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出于规模、成本、效益考虑，倾向于更多地按经济规律构建全球产业链。但是政府出于安全的考虑，更多地要求企业服从他的安排。
现在这个博弈还在进行。比如美国要打压华为，30多家美国主要供应商去年一直在跟美国国会、美国政府沟通，希望延缓制裁。博弈还在进行。所以，我认为下一段时间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取决于政府和企业双方关于安全和效益的博弈，决定未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前景。
第二，全球产业链重构将非常深刻地影响中国。
对企业来讲，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讲深刻影响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我们的企业比较关注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构，也就是地理布局的重构。到底哪些企业要撤离，撤离以后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有一些产业，包括发达国家政府关注的以安全为导向的产业，像医药产业、能源电力产业、通信这种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一些核心的关键环节将离开中国。但是另一方面，以效益为导向企业的努力下，（中国市场已经世界第二大，将来可能成为第一大市场），以中国市场为导向外资企业有可能不走。但是刚才讲的敏感部分肯定要走，特别是核心的技术研发部分。所以，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这些企业不一定走，当然有可能是产业链高端走了以后，产业的制造、销售等非核心环节仍然会留在中国。据我调查的十几家跨国公司龙头企业，有的还准备加大投资，包括汽车、消费类电子。所以，不能简单说产业链重构一定会“去中国化”，但是对中国的外资肯定会有影响。
疫情过后外商投资数量有可能减少，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影响主要是产业链重构带来的，而是这次疫情造成全球跨国投资的萎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一年全球的跨国投资是18000亿美元，2009年一下子大跌，跌了整整1/3，全球外资只有12000亿美元。这次疫情我相信它从总量上会跌，但是产业链重构不一定会对中国外资数量上带来那么大的影响。
第二个影响，按照刚才的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不光是地理结构的重构，还是规则的重构。规则重构，刚才提到国际上大约是在2008年，西门子案是一个转折点，大型跨国公司都纷纷强化了合规，防范由于违规造成的产业链震荡，但是中国企业普遍了解和接受合规大约晚了10年。中国企业真正理解合规大约是在中兴案以后。现在合规已经不是简单的反腐败了，已经变成了全面合规。像反腐败合规、社会责任的合规，环境责任的合规，知识产权的合规，数据保护的合规，竞争规则像反垄断、金融规则像反洗钱、贸易规则，像出口管制等等，几乎企业对外经营中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涉及合规。而且在这一轮中美贸易战中，欧美日三家几次沟通，对国际的经贸规则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在市场准入中他们要求中国对等开放、扩大开放。在知识产权上要求中国停止“盗窃”和“强制转让”。还有一点要求“竞争中性”。这几个新的规则他们经过七轮沟通形成了一致意见，所以中国政府其实也面临合规行政的挑战，怎么办？这是国际新的通行规则，你要是不接受，你在国际上就很难融入全球产业链。所以，我觉得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一方面是地理布局的重构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主要是高端敏感产业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规则重构对我们的影响应该更深远。我们以前对硬件的引进，跟国际打交道比较注意，但是对软件注意的不够。我们软实力软件方面的进展是落后的。
第三，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1．企业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中国企业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按照经济规律融入了全球产业链，甚至于走出去构建全球价值链做得相当不错。但是客观地讲，我们现在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挑战认识不足。比如我每年要跟踪《财富》全球500大公司的变化。在中国入世那年，中国只有11家企业加入了全球500大排行榜。去年中国企业已经有了119家和美国几乎是旗鼓相当（美国121家）。中国企业的规模发展之快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但是企业往往大而不强。我认为世界一流企业一般情况下都拥有或者主导一条全球价值链、产业链，而我们进入全球500大排行榜的中国企业，很少有企业能够构建、拥有和主导这么一条全球价值链。更重要的是这些世界一流企业往往拥有强大的合规竞争力，因为他们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他们在全球合规就是为了保证他们在全球的产业链的坚强稳定。但是进入全球500大的中国企业，很多连合规是什么都不知道，普遍缺乏这个软实力。
比如2017年进入全球500大排行榜的企业，中国有4家到2018年就被甩出来了，安邦保险、中国华信能源、海航、万达。前两家基本上不行了，安邦已经变成了大家保险。这两家公司严重违规，甚至于触犯法律领导被抓判刑。华信是在海外，在“一带一路”上行贿，被美国抓住，但后来发现国内他也是做了这样的事情，牵扯到两个省部级领导。海航、万达也有违规的事。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应该看到我们除了在全球价值链中主导能力不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合规问题。最近瑞幸咖啡财务造假被抓，最新的报道美国方面已经要求这个公司退市。中国证监会也首次跟美国有关机构配合调查瑞幸的造假。在美国上市了的公司造假不是他一家，其他也有可能被发现造假的问题。这是严重违规。我们以前确实注意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目前在海外碰到了很多问题，像商业腐败问题、参与洗钱问题、项目舞弊问题（世界银行黑名单上有中国900多家企业）、走私逃税问题、财务造假问题、出口管制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美国的副总统彭斯称他们正在查1000多个案例，大部分都跟华人、华裔有关）、数据保护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等。这里可能有美国的政治打压或者说政治陷害，但是应该承认我们的企业在合规问题上确实存在问题。所以，当全球产业链重构，特别是规则重构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应该抓住这次机会，改变这种软实力落后的状态，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提升中国企业的地位。否则，有的企业就会被全球产业链甩出来。我觉得这是企业应该考虑的。
2．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建议
政府有关部门现在面临一个挑战：我们是要构建一个“中国产业链”，还是要继续融入和构建“全球产业链”。因为美国这么一打压，特别是政治干预全球产业链，造成我们国内有一些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产业链好像不能做了，甚至都觉得应该关起门来自己干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是拥有全球产业链的企业，真正有竞争力的经济也是融入到全球价值链里面的经济。如果与全球产业链脱钩，必然导致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偏离全球主流而落后，也会导致难以获得能源矿产等国际资源，还会导致失去国际市场，必将大大制约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坚持融入而不是脱离全球产业链发展是我们有关坚持的产业发展方向。
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重构不仅是地理布局的重构还有规则重构。我们不应该自外于全球产业链重构，而应该融入和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在规则层面我们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是否应该淡化政治对抗，尽可能在规则层面与国际对话，从而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进而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在合规问题上中央领导有一系列要求。中兴案发生后，中央领导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强化合规管理。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推进“一带一路”要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合法合规经营，“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新时代如何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
我们应该认真分析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来龙去脉以及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面对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变化，如果我们寻求的不是对抗而是合作的话，我们的企业应该强化合规管理，提升合规竞争力。政府有关部门应该落实中央领导的要求，在引导企业合规的同时，加强政府合规行政，以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